从新兴市场经济转轨的经验看，金融开放存在相互关联的理论模式。它包括GDP增长、国内信贷投放、汇率和国际资本流动、金融市场开放四个方面的开放关系。金融开放还可细分为银行业的开放、资本市场的开放和保险业的开放。但无论如何，中经济增长是最根本的决定因素。
        从新兴市场金融开放的实践过程和亚洲国家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看，必须从经济崛起的高度把GDP增长、信贷政策、汇率制度改革、发生国际资本流动管制和金融业的开放作为整体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在这一理论模式中，汇率改革是起轴心作用的，如果实行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劳动密集廉价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可能得到维持，但企业的竞争力和产能过剩问题可能会成为长期的经济隐患，当世界贸易需求变化时，宏观经济将面临需求不足引起经济衰退风险。如果实行自由化的浮动汇率制度，允许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新兴市场一定会面临外资的大量流入，会推动资产价格上涨的泡沫经济的形成，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因此，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开放银行业、证券业后出现金融危机风险既是受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冲击所显露出来的风险，更应看到它是发展中国家长期积累起来的经济风险在金融开放时的集中暴露，影响经济的崛起。对正在崛起的中国经济而言，如何选择好金融开放的宏观政策在经济崛起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果没有金融开放的配合，最终会失去崛起的历史机遇。中国晚明时期的历史经验证明了此结论。
        我国的经济增长有不同于日本和东亚国家的特征，带有计划经济增长的色彩，各地方政府以GDP增长指标推动经济发展已持续20多年的时间，经济发展中所带的泡沫成分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宏观经济中出现的煤、电、油紧张，信贷增长过快，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都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
        应对金融开放可能带来金融危机的最好办法是调整经济增长的思路，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现在需要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实现两个转变：一是要改变投资驱动的GDP增长模式，提高资本收益率（Per Capital Income Gains）。

        有学者拿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进行了对比，从1980年以来，印度的资本收益率已经从1178美元提高到3051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GDP增长的40%来自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是靠增加资本和劳动力，说明经济增长更健康。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中央和地方围绕GDP指标分投资规模，确保经济增长和就业，虚胖的经济增长隐患将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最大风险。二是要逐步改变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结构，扩大内需。中国经济目前应进入转轨阶段，放弃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战略，取消各种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的优惠政策，使中国经济真正按照内需的要求进行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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